知名宋史学者赵冬梅在《赵宋：如是我闻》一书中，把北宋称为华夏群星闪耀时。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依据，毕竟以散文著称的唐宋八大家，北宋就占了6个，分别是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，还有三苏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。此外，北宋还有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程颐、程颢、黄庭坚、柳永等众多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无法忽略的人物，他们的诗词文章让无数中学生为之背诵，付出了不少努力。
北宋向来被史学界称颂，最为人熟知的是陈寅恪的那句话，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赵冬梅这本《赵宋》则说，北宋创造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“最好成绩”。然而，对于这个说法，我深表怀疑甚至想要质疑。
北宋为什么群星闪耀？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北宋重文轻武、科举制度成熟、社会相对宽松。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，北宋确实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，他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然而，这些儒家的文人士大夫，除了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外，在当时并没能解决什么实际政治问题。
先看边患问题，北宋面对辽、金甚至西夏一直是委曲求全。在军事上，北宋采取守势，每年都要向辽和西夏输送大量的岁币，以换取暂时的和平。这种做法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，也让北宋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。比如澶渊之盟，虽然暂时结束了宋辽之间的战争，但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输送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，这对于北宋的财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再看财政问题，朝廷用很高的待遇包养庞大的文官集团，导致财政难以为继。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，北宋政府不断增加税收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同时，军队过多但战斗力不强，军费开支巨大，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。这些弊病迫使朝廷不得不改革和变法。在宋仁宗的时候有庆历新政，在宋神宗的时候有王安石变法，但这些变革也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才有了靖康之变的脆断，大宋一夜之间就崩盘了。
如果北宋取得了儒家政治的“最好成绩”，为何在面对外敌的时候那么窝囊？为何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财政却难以为继？为何只延续了160多年就崩溃了呢？赵冬梅在称道北宋政治的时候，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。她只是遗憾地表示，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在北宋未能长久地持续。随着王安石变法，北宋的政治文化向法家转向，于是最好的成绩就消退了。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置了，正是因为儒家解决不了问题，才向法家转向。
宋仁宗时代向来以宽仁被称道，所以他的庙号是仁宗。赵冬梅在书中引用过仁宗时代的一个案例，不经意暴露了北宋政治的真相。这个案例发生在公元1036年，也就是宋仁宗景祐三年，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县做县令。由于地方偏远没有什么书可读，欧阳修就读县衙里积存的旧卷宗来解闷儿。这一读啊，让欧阳修脊背发凉，他发现冤案比比皆是。赵冬梅原本是用这个案例赞美欧阳修善于为官理政的，但一不小心透露了北宋政治的黑暗。一个县里面，冤案比比皆是，既说明了欧阳修“善于为官”没多大意义，也说明闪耀的群星难以照亮老百姓的生活。
此外，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，一位叫郑侠的官员，曾经进献过一幅流民图，描绘了当时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，宋神宗看后大为震惊。这充分说明，在北宋所谓的繁荣背后，百姓的生活并不如意，他们面临着饥饿、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困境。
赵冬梅所谓的北宋最佳政治，不过是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“和谐”罢了。最突出的一点，就是北宋不杀士大夫——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抹亮色。不过这是通过与其他朝代“比烂”之后显现出来的亮色，这抹亮色并不能带来百姓的富足和国家的强大。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，并不能改变民不聊生、冤狱遍地的情况。相反，可能官不聊生，老百姓才会好过一些。
我觉得北宋之所以被很多人称道，可能是因为北宋的文人地位高、地位好，一度实现了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局面。文人是历史的书写者和解释者，他们难免会向往这样的局面，并在书写和解释历史的时候，表现出对北宋的肯定、赞美甚至向往。如果老百姓有资格书写历史，很可能把北宋描绘出政治黑暗、冤狱遍地的景象。
当然，历史从来不是普通老百姓写的。但我们应该以客观、全面的视角去看待历史，不能仅仅因为北宋文人辈出就盲目称道，而忽略了其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。北宋的群星闪耀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弊病。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经验，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，让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