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（CBA）自2017年实行管办分离改革以来，实现了从行政主导到市场化运作的转型，联赛营收从2013年的10亿元飙升至23亿元，成为中国体育产业改革的一个成功样本。这一变革不仅是数字的增长，更是中国职业体育体制机制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。本文将从CBA改革的背景与动因、营收结构的变化、俱乐部经营状况改善、与NBA和中超的对比，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等方面，全面剖析CBA管办分离改革的成效与启示。
改革背景与动因：破除体制障碍的必然选择
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在起步阶段深深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土壤中，篮协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既是”裁判员”又是”运动员”，这种双重角色严重制约了CBA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。2013年，CBA18支球队的总投入约为6亿元，联赛总营收约10亿元，其中仅有30%来自联赛无形资产和集中招商，60%依赖俱乐部自筹资金，显示出联赛整体盈利能力不足和商业开发能力的局限。更为严峻的是，当时的商业开发权被盈方中国垄断，俱乐部在经营上缺乏自主权，例如山西队甚至无法自主决定主场选址，严重制约了俱乐部的市场化运营。
这种行政化管理模式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。篮协通过与盈方中国的合作每年获得3.36亿元授权费，扣除各项税费和专项基金后，每支俱乐部仅能获得约1200万元的分红，而大多数俱乐部每年亏损高达2000-3000万元。姚明曾公开指出，CBA俱乐部每年的亏损至少在千万元以上，这种”篮协盈利、俱乐部亏损”的畸形模式难以为继。2012年，CBA的营收仅为同期NBA的3%左右，商业价值开发严重不足。
管办分离已成为打破这一困局的唯一出路。2017年，CBA公司正式成立，获得了联赛2017-2027年的办赛权、商务运营权、推广权、获利权和部分监督权授权。中国篮协在CBA公司中仅保留5%的股权和10%的营收授权费，其余95%的股权由20家俱乐部平分（每家占股5%），实现了联赛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。这一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联赛的治理结构，使俱乐部从被动参与者变为联赛的真正主人，为后续的商业价值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。
营收结构的优化与商业价值的跃升
管办分离机制的建立，如同为CBA联赛安装了一台强劲的市场化引擎，推动联赛商业价值呈现几何级数增长。从2013年的10亿元到2017年后的23亿元，CBA联赛总营收实现了130%的增长，这一飞跃源于赞助体系扩容、转播权开发、授权商品销售等多渠道收入的协同增长。
赞助体系的重构是CBA商业开发最显著的突破。在管办分离前，CBA的赞助收入高度依赖盈方中国的打包销售，俱乐部自主招商空间极为有限。改革后，CBA公司构建了多层次赞助体系：中国人寿以三年10亿元的价格成为首个官方主赞助商，李宁则以五年10亿元续约装备赞助商，这两笔核心赞助每年就贡献近5.3亿元收入。与此同时，CBA的合作伙伴数量从改革前的29家精简至19家，但赞助总额反超以往，实现了”少而精”的优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CBA公司创新性地开放了球场中圈广告位，这一此前未被开发的资源被中国人寿高价购得，体现了改革后商务开发的创新思维。
联赛分红作为俱乐部收入的重要支柱，在改革后显著提升。2017-2018赛季，CBA俱乐部平均分红较上一赛季增长了70%-80%，多家俱乐部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跃升。以龙狮俱乐部为例，其2017-2018赛季获得的联赛经费收入达1320.75万元，同比增加747.17万元，增幅超过130%。这种增长直接源于CBA公司招商能力的增强和联赛整体价值的提升。据姚明在2017年12月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透露，当赛季CBA经营收入创下历年最高纪录。
门票收入与授权商品销售构成了CBA营收增长的”第二曲线”。随着赛制改革（如季后赛球队从8支增至10支）和比赛观赏性的提升，2017-2018赛季CBA全国累计收视人次超过10亿，创历史新高，带动了门票收入的增长。龙狮俱乐部因打入季后赛，门票收入实现显著增长；同曦俱乐部也因取得队史最佳战绩第15名，广告收入同比增加578.3万元。更令人瞩目的是授权商品的爆发式增长——2020-2021赛季CBA授权商品电商业务营收突破1000万元；到2022-2023赛季，授权商品总营收达3448万元，同比增长213%，其中球星卡、CBA游戏、球星手办等衍生品表现尤为亮眼。
CBA公司还积极探索新媒体版权开发。尽管与中超联赛相比，CBA的版权价值尚未完全释放，但已成功将北美独家转播权出售给One World Sports，开启了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。在国内，CBA与三家媒体转播平台签约，构建了更为立体的传播体系。这种多元化的媒体布局，为CBA未来版权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基础。
俱乐部经营状况的改善与资本市场的认可
管办分离改革的红利不仅体现在联赛层面，更深刻地改变了俱乐部的生存状态和经济生态。改革前，CBA俱乐部普遍深陷亏损泥潭，依赖投资人的持续输血；改革后，虽然完全实现盈利的俱乐部仍为少数，但整体财务状况已明显改善，部分俱乐部甚至开始尝试对接资本市场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广州龙狮和南京同曦两家俱乐部的财报数据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转变的窗口。龙狮篮球在2015-2016年度连续亏损，净亏损额分别为2618.30万元和2484.18万元；而在管办分离后的2017年，公司全年收入同比翻番至6814.05万元，实现净利润348.07万元，成功扭亏为盈。2018年上半年，龙狮业绩持续向好，营收达5315.64万元（同比增长135.91%），净利润2136.07万元（同比增长130.24%）。同曦篮球同样在2018年上半年实现扭亏为盈，印证了改革成效正在从联赛层面传导至俱乐部层面。
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是俱乐部经营改善的关键因素。龙狮和同曦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联赛分红、冠名费、关联方广告、政府补助、门票和赞助等。以龙狮为例，其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三方面：一是联赛分红增加（2018年上半年联赛经费收入占比55.6%）；二是冠名费提升——与广州证券签订的三年冠名合同每年价值不低于1880万元，远高于此前与佛山农商银行的550万元；三是地方政府扶持奖励，2016-2017赛季龙狮获得广州市体育局1300万元的职业联赛扶持奖励。这种”联赛分红+商业赞助+政府支持”的多元收入模式，使俱乐部逐步减少了对投资人输血的依赖。
资本市场对CBA俱乐部的态度转变，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改革成效。2017年9月，龙狮篮球挂牌新三板，成为”CBA第一股”；2018年2月，龙狮完成首次定增，以25元/股的价格向广州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500万股，募集资金1.25亿元，公司估值达26亿元。同曦篮球和天津荣钢也相继申请挂牌新三板，标志着CBA俱乐部开始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。业内人士甚至预估，CBA顶级球队的估值可达35亿元，接近NBA市值最低的鹈鹕队。这种估值跃升的背后，是投资者对CBA职业化前景和商业增长空间的乐观预期。
地方政府支持成为俱乐部运营的重要助力。龙狮俱乐部搬迁至广州后，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冠名费，还享受到了广州市体育局连续三年的扶持奖励，最高达到2021年的2100万元；同曦俱乐部也从南京市政府获得了最高900万元的补助。这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，既体现了城市对职业球队的品牌价值的认可，也为俱乐部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来源，帮助其渡过职业化转型的关键期。
与NBA和中超的比较：差异化发展路径的优势
将CBA置于国内外职业体育联赛的坐标系中观察，可以更清晰地辨识其发展路径的特质与优势。与NBA相比，CBA在营收规模和市场成熟度上仍有巨大差距；与中超相比，CBA则展现出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态势，这种差异化优势在管办分离改革后进一步凸显。
NBA作为全球篮球商业化的标杆，其2012-2013赛季收入达50亿美元，是同期CBA的30倍。NBA的收入结构更为均衡：全国电视转播收益、广告、门票分成、授权产品特许经营等多元渠道构成了其商业帝国的支柱。与之相比，CBA在改革前的收入高度依赖广告赞助，电视转播收入仅占3-5%。这种单一的收入结构使CBA抗风险能力较弱，也制约了其商业价值的充分释放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CBA的薪资结构相对更为理性——顶级球员年薪约为NBA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（如易建联3000万元人民币约合460万美元），而CBA平均工资130万元人民币约为NBA的百分之一。这种”高性价比”的薪资体系，使CBA避免了中超那样的薪资泡沫，为联赛的可持续发展保留了空间。
与中超联赛相比，CBA展现出明显的结构优势。2013年，中超公司营收3.7亿元，16家俱乐部总支出18.80亿元，总收入16.16亿元，整体亏损2.64亿元，仅恒大与辽宁两家俱乐部盈利。而CBA在2017年管办分离后，联赛总营收超过23亿元，俱乐部整体经营状况改善明显。截至2023年，CBA年度营收约30亿元，总工资支出约10亿元，薪资占比33%，远低于中超的畸形投入。中超俱乐部为签约外援往往支付其原工资2-3倍的高薪，中国籍顶级球员年薪达200-600万美元，是英超顶级球员的十分之一，而联赛平均收入仅为欧洲联赛的五十分之一。这种”高薪低收”的模式导致中超俱乐部普遍亏损严重，而CBA相对理性的薪资结构使其发展更为健康。
CBA在治理结构上的改革也较中超更为彻底。足协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”一套人马、两块牌子”，足协在中超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。而CBA在管办分离后，CBA公司由20家俱乐部各持股5%，篮协仅保留10%的营收授权费和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。这种去行政化的改革，使CBA俱乐部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和经营自主权，为联赛的市场化运作创造了条件。2023年中国足坛大规模反腐扫黑，11名足协和中超公司高管被调查，反衬出CBA治理结构改革的先见之明。
CBA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较中超更为紧密和良性。广州龙狮和南京同曦等俱乐部获得了地方政府的稳定财政支持，最高可达年2100万元（龙狮）和900万元（同曦）。这种”俱乐部-城市”共生关系，借鉴了美国职业体育中”城市名片”的模式（如纽约尼克斯），既提升了俱乐部的品牌价值，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发展体育产业的动力。相比之下，中超俱乐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多停留在短期政绩层面，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。
现存问题与未来挑战
尽管CBA管办分离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但联赛的职业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，面临着来自体制机制、商业开发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挑战。这些问题既是当前改革的痛点，也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管办分离不彻底是制约CBA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障碍。尽管CBA公司获得了联赛运营的授权，但中国篮协仍保留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，行政权力在关键决策中仍有决定性影响。这种”半行政半市场”的过渡状态，使联赛难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。例如，在赛程安排、裁判管理、纪律处罚等核心竞赛事务上，俱乐部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仍然有限。如何平衡篮协的行业管理职能与联赛的市场化需求，仍是CBA职业化进程中的待解难题。
俱乐部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。虽然联赛分红和商业收入有所增长，但多数俱乐部仍无法实现自负盈亏。2023年上半年，龙狮和同曦的门票收入占比仍不足一成，反映出CBA球迷市场的开发依然不足。2016-2022年七年间，龙狮和同曦的累计亏损额分别为4600万元和100万元，期间股东和关联方以增资、往来款和赞助的形式分别投入3.36亿和1.87亿。这种”投入-亏损”的循环，说明CBA俱乐部尚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，距离真正的职业化还有差距。
人才储备不足是CBA长远发展的隐忧。与NBA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相比，CBA球员主要依赖俱乐部培养和体育局青训，校园篮球的贡献有限。这种单一的人才输送渠道，限制了优秀球员的供给，也推高了球员薪资。2017-18赛季山东男篮投入1.2亿元，但赛季结束后球队资产评估价仅231.61万元，反映出CBA俱乐部无形资产价值（包括球员价值）的薄弱。CBA公司已意识到这一问题，开始推动选秀改革、举办夏季联赛和预备队比赛，但人才培养体系的再造仍需时日。
商业开发不均衡也是CBA面临的挑战。虽然联赛整体营收增长迅速，但俱乐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。龙狮2018年上半年营收5315.64万元，是同曦的两倍多，反映出市场资源向一线城市和成绩优异俱乐部倾斜的”马太效应”。此外，CBA的媒体版权价值尚未充分释放，2022-2023赛季广告赞助收入仍占总收入的45%以上，收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。如何平衡联赛的竞争性平衡（competitive balance），避免”强者恒强”的局面，是CBA公司需要思考的战略问题。
展望未来，CBA需要在巩固管办分离成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：优化联赛治理结构，增强俱乐部话语权；完善薪资体系，适时调整”工资帽”（目前顶薪球员税后440万元/年），使其与联赛收入水平相匹配；拓展收入渠道，特别是提升媒体版权和授权商品销售占比；推动人才培养体系多元化，扩大篮球人口基数。通过这些举措，CBA有望从”中国最赚钱的体育联赛之一”成长为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篮球联赛。
中国体育产业改革的启示
CBA管办分离改革从10亿到23亿的营收跃迁，为中国体育产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成功样本。这一成就的取得，源于对行政垄断的破除、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以及对俱乐部主体地位的确认。改革后形成的”联赛-俱乐部-城市”共生共赢模式，展现出中国特色职业体育的发展潜力。
当然，CBA的职业化进程仍任重道远。与NBA相比，CBA在商业价值、竞技水平、人才储备等方面仍有数十倍的差距；与中超相比，CBA虽结构更为健康，但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仍显不足。未来CBA需要在保持薪资理性增长的同时，进一步提升比赛质量和观赏性，扩大球迷基础，完善商业生态。
中国体育产业的振兴，需要更多像CBA这样的改革实践。正如《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所强调的，只有坚持市场化方向，打破行政垄断，才能真正释放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。CBA的经验表明，管办分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，只有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，中国体育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。在中国篮球迎来世界杯、中国体育迎来冬奥会的”大赛周期”中，CBA的改革发展将为我国体育产业振兴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