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今中国科研生态中，青年科学家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：一方面，重大科学突破往往需要研究者“甘坐十年冷板凳”的专注与坚持；另一方面，高校普遍推行的“非升即走”人事制度又迫使他们必须在短期内产出可见成果。这种矛盾如何化解？什么样的科研才能真正称得上“有突破性”？在近日深圳举行的2025“新基石50²论坛”上，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顶尖科学家围绕科研原创性、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了深度探讨，为当代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思考与启示。
“非升即走”的制度困境与平衡之道
“非升即走”制度作为近年来中国高校人事改革的重点举措，旨在通过竞争激励机制提升科研产出效率，但其严格的考核周期与量化指标也引发了广泛争议。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所长罗敏敏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当前“非升即走”的考核周期过短，不利于那些需要长期积累的原创性研究，他主张“延长考核周期，让青年科学家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成果，并且要帮助他们找到出路”。这一观点得到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亚愚教授的呼应，他认为与其过度关注“走”的淘汰机制，不如更多思考如何“升”——即“为青年科学家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引导，让他们能在科研事业上获得更好的发展”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对此提出了更为辩证的看法：“对于青年科学家而言，‘走’不一定都是坏事，但各个地方、各个高校的差异很大，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”他强调“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，所以需要各个方面的考核，才能使更多的研究者愿意做更加原创的、耗时的、失败可能性也更大的工作。” 这种包容失败、鼓励长线研究的理念，对于构建更健康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。
面对制度性压力，实践中已有科学家探索出可行的应对策略。正如某985教授提出的“‘小步快跑+长期布局’策略”——用30%精力完成考核要求的“短平快”论文确保生存，70%时间聚焦真正感兴趣的长期课题。此外，寻找“基础研究特区”等长周期资助计划、与企业合作时争取“非功利性基础研究”专项支持、构建“学术共同体”共享资源与风险等方法，都能帮助科学家在体制夹缝中保持研究定力。
突破性科研的本质特征与多元路径
何为“有突破性”的科研？在这个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上，与会科学家们展现了令人 refreshing 的开放态度。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直言：“怎样定义突破性科研？如何做出突破性科研？我们并没有标准答案。” 他以同事陈志坚教授发现cGAS酶的过程为例，生动说明重大突破往往源于偶然交流与长期积累的结合——陈志坚正是在与王晓东的通勤聊天中获得关键灵感，最终解开DNA如何刺激免疫反应的谜团，荣获2024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。
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于洪涛教授从认知角度指出，科学家需要警惕专业领域内的思维定势：“越是在熟悉的领域，越是要摒弃偏见，以免对本领域的原创性成果’视而不见’。” 而厦门大学郑南峰院士则对原创性工作做出了更具包容性的定义：其核心要素是“新”，最高境界是“从零到一”，但“现有原理的组合也有可能带来创新，只要能拓展认知边界的探索都可以成为原创性工作”。
从国家科技奖励的评价标准看，突破性科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：科学上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并被学术界公认；技术上实现国内外首创且具有显著先进性；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或推动学科发展。具体而言，基础研究的突破强调“前人尚未发现或阐明”的新现象、新规律；技术发明则注重“先进性、创造性、实用性”的统一。这种多元评价导向有助于避免科研功利化倾向，正如韩启德院士所批评的：“我们不需要在原有建筑上添砖加瓦的’精致的平庸’，而应追求真正的卓越。”
原始创新的生态系统构建
原始创新作为“从0到1”的质变过程，具有前沿探索性、不确定性和颠覆性等特点。要培育这样的创新，需要从评价体系、社会支持和文化氛围等多维度构建生态系统。
在评价机制方面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要“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、技术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价值”，根据不同类型成果特点采取差异化评价方式。对基础研究应推行代表作制和“小同行”评议，减少数量指标的压力；应用研究则侧重市场检验和用户评价。中科大微尺度研究中心的“3年一次信用考核”模式、设立“容错机制”等创新做法，为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。
社会支持体系同样关键。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”作为聚焦原始创新的资助计划，充分发挥社会资金灵活优势，长期稳定支持科学家潜心研究。类似“基础研究特区”等长周期资助模式，能有效降低科研人员的生存焦虑，使其专注长远探索。企业界也应转变短视观念，在合作中支持“非功利性基础研究”而不仅是技术服务。
文化氛围的培育或许是更深层的工作。科学家们勉励青年研究者“胆子大一点、脸皮厚一点”，坦然接受失败并享受科研过程。王晓东院士分享的“通勤交谈”轶事，揭示了非正式交流对激发灵感的重要性。而跨学科论坛如“新基石50²”的持续举办，正促进着学科交叉与思想碰撞，为原始创新提供肥沃土壤。
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科学使命
在科技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今天，原始创新的意义已远超学术领域本身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江小涓教授从宏观视角指出，原始创新通过促进科学可持续发展，最终将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。她以人工智能为例，提出面对泛在技术的治理挑战，需构建政府监管、市场机制、社会共识和产业自律协同的“分布式治理”体系。
这种系统思维呼应了国家对科技创新战略定位的升级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，要“坚持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、开放创新一体设计”，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，唯有夯实基础研究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才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。
回望“冷板凳”与“非升即走”的张力，其本质是如何在当下与未来、个体与系统之间寻求平衡。制度需要改革，但科学家的内在定力同样重要。或许正如那些载入史册的突破所启示的：伟大的科学发现从来不会在焦虑的追赶中诞生，而是在自由探索的寂静长夜里不期而遇。当我们的科研生态能容得下更多“坐得住”的学者，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。